张培刚教授与发展经济学

惊闻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于11月23日辞世，不禁悲从中来。自1983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学系得知张培刚这个名字，我对他的敬仰和关注就延续至今，期间还曾在《人物》杂志撰文对他进行详细介绍。他的去世促使我再次提笔，以表纪念。

 

发奋学习：农民的儿子创造多个第一

张培刚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由于对农民生活的贫困、农业劳动的艰辛有切身体会，他从小就下定决心，要勤奋学习，寻找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之道。1929年春，张培刚在读了一年半高中后，跳级进入国立武汉大学预科班。当时的招生非常严格，文科班只录取了他一个人。从武大经济系毕业后，张培刚如愿地进入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工作。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他深入数个省份的乡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撰写了大量有关农村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为以后研究发展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源于农村的生活经历，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了强调中部崛起的“牛肚子理论”。他认为，要实现全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需尽快使中部崛起来。否则，就会像拉陷入泥潭中的牛一样，如果不垫起牛肚子，使劲越大，牛反而陷得越深。

1941年4月，张培刚凭借优异的成绩成为武汉大学考上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的第一人，也是该次考试所录取的仅有的两名文科类考生之一。经过长途跋涉，他前往哈佛大学学习。为了履行探索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志向，他在哈佛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一年后，又转到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经济理论和农业经济等课程，并选择《农业与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为了完成这篇史无前例的论文，通晓5种外国语的张培刚特意申请获得了哈佛图书馆一个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花了两年的时间阅读了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1945年冬，他顺利通过答辩，成为第一个拿到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的中国人。不仅如此，这篇论文还在1947年获得了“大卫·威尔士奖”。他也因此成为全球唯一的、也是迄今为止获经济学奖级别最高的华人经济学家。

 

勇于创新：建立自成体系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张培刚对农业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建立了自成体系的、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农业与工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强调农业与工业之间存在着动态的演进关系，工业化不能以牺牲农业、农民为代价，而要把改善农民、农业的状况作为工业化的重要环节。这部从历史上和理论上系统探讨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开创性著作，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具体理论结论上，都为当代发展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得出的政策建议，在后来都经受了实践的考验。

在国外，《农业与工业化》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这本由中国人写的书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成为许多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基本教材和指定参考书。该书后来还在美国再版，在墨西哥翻译出版，可见其影响之大。张培刚也因此被称为“发展经济学之父”，为国际经济学界许多人士所推崇。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多次强调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就是张培刚先生。哈佛大学一些教授认为，刘易斯、舒尔茨提出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比张培刚要晚好些年。张培刚对静态假设条件下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关系的论述，比库兹涅茨的论述也要早十多年。

张培刚为发展经济学做出的贡献也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一致认同。厉以宁等经济学家都认为，张培刚最早建立了自己的、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他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无可争议的。梁小民在1990年翻译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时也认为，张培刚的著作远在刘易斯之上。

可惜的是，在实践中，张培刚的理论长期以来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当年就因“南有张培刚，北有马寅初”之说而受到批评。对此胡鞍钢曾指出，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人能够读到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课，中国的历史就有可能被改写。

 

热爱教育：历经坎坷取得丰硕的成果

有了美国的求学经历和对中国经济落后状况的切身感受，张培刚早就意识到科教兴国的道理，他决定投身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不久，张培刚就应邀回国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还号召和影响其他留美的同学回武大任教，吸引了当时和他并称为“哈佛三剑客”的韩德培和吴于廑，以及谭崇台等人。武大经济系因此得到很快的发展，并在全国盛极一时。

1948年，张培刚为了亲自了解和搜集有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情况和资料，继续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曾应聘担任了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兼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培刚毅然辞去了联合国的职务，并谢绝了哈佛大学的邀请，再次回到母校担任经济系教授及系主任，解放后升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等职。

然而，正当张培刚准备在教育领域大展自己的才能时，历史却无情地和他开了个玩笑。受1952年全国高校重大院系调整的影响，武汉大学经济系等文科专业停止了招生。张培刚只好去华中工学院（后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担任建校规划办公室主任兼基建办公室主任。他不仅完全脱离了教学与研究工作，而且因整天忙于基建工作而劳累成疾。之后他曾回到教学岗位担任了近十年的政治课老师，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再次被排挤在专业工作之外。

在阔别了近30年、重返经济学界后，张培刚以老牛奋蹄的精神，通过著作、讲学、频繁地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继续从事发展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工作。1979年秋，他主编了近30万字的“外国经济思想史”，接着整理出版了中文版的《农业与工业化》。再后来，他不顾年迈体弱，放弃回母校的打算，投入到华中工学院经济学科的建设之中，并经过十多年的艰苦拼搏申请到了经济学博士点，他自己也在85岁那年成为博士生导师。

张培刚先生从事教育的生涯虽然历经坎坷，但仍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直到去世前，他仍然担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等职务。为此，华中科技大学曾先后在1992年和2002年秋为他举行了学术成就展览、发展经济学研讨会暨华诞庆贺会等活动，还于2004年设立了面向全国的“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张培刚先生因此将永远为人们所怀念。

 （原载《文汇报》。作者系武汉大学校友、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1256期 编辑：田业胜）